1911年是革命激荡的一年。中国文化讲渊源、讲传承，汉字都有来源，“革命”一词其实古已有之。在古代，“革”是变革，“命”是天命，“革命”就是改朝易姓，但是孙中山赋予了革命以时代新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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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的老战友冯自由在《革命逸史》里面说，1895年孙中山初到日本的神户，当地日本报纸的标题是《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》，孙中山看到了，认为这个提法很好，以后就以革命党自居。

此前孙中山和志同道合的义士们前仆后继，以排满共和为目的，和以前“打江山做皇帝”的起义有很大不同，所以只说自己是造反，谈不上是革命。但是随着眼界的扩大，当时近有日本的维新革命，远有法国的大革命，在当时先行者们的思想里，已经给革命赋予了两种色彩，一者是暴力，二者是正义，后者更为突出，所以到了后来连清政府也都只愿意把孙中山这些革命者说成是“乱党”、“贼党”、“叛党”，而绝不愿意使用“革命党”这种开始流行而且带有正面意义的字眼。革命到底是不是就是正义？这个问题很难取得一致意见，当年孙中山和梁启超围绕这个问题，也没有争出个结果来，但是孙中山的革命党之所以能比梁启超走得快，是因为对“暴力”的体会和应用更深刻，也更熟练。

1911年黄花岗起义与后来的北伐以及内战的规模相比，自然是很初级的，但却是当时革命党人最大规模的武装行动。1911年4月7日下午5点0分，黄兴率领1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，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——广州起义。黄花岗的战斗至今让人抚叹，本来计划这次起义是以当时清朝广州新军为主干，另选革命党人几百人组成敢死队，先占领广州，然后出湖南、江西，等革命军势大之后，挥师北伐一举定天下。

但是造反必须是谋定而后动，孙中山和黄兴空有一腔热血，奈何当时人心不齐，组织也出现问题，真到枪响的那天，原本设想的十路大军只有黄兴所部的敢死队冲了出来。其结果可想而知，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吾党精华，付之一炬”。

黄兴虽在战斗中断一指，但仍然坚持战斗，但寡难敌众，敢死队死伤殆尽。红花岗葬下了7名烈士，后来就改名叫做黄花岗。

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，但是革命思想由此开始蔓延，武装起义由沿海向中部扩展，谭嗣同就义前说过“不流血不能激发国人的志气”。黄花岗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写给妻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，“我愿意与你白头偕老，但今天的中国无时无地不可以死。我多幸运和你结合，又多么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”。

《事略》（孙中山）

清朝末造，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，以坚毅不挠之精神，与民贼相搏，踬踣者屡，死事之惨，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，吾党精华，付之一炬，其损失可谓大矣。然是役也，碧血横飞，浩气四塞，草木为之含悲，风云因而变色，全国久蛰之人心，乃大兴奋。怨愤所积，如怒涛排壑，不可遏抑，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，则斯役之价值，直可惊天地、泣鬼神，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。顾自民国肇造，变乱纷呈，黄花岗上一抔土，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，延至七年，始有墓碣之建修，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纂；而七十二烈士者，又或有记载而语焉不详，或仅存姓名而无事迹，甚者且姓名不可考，如史载田横事，虽以史迁之善传游侠，亦不能为五百人立传，滋可痛已！

邹君海滨以所辑《黄花岗烈士事略》丐序于予。时予方以讨贼督师桂林，环顾国内，贼氛方炽，杌陧之象，视清季有加；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义、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者，其不获实行也如故。则予此行所负之责任，尤倍重于三十年前。倘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，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责任，实现吾人理想之真正中华民国，则此一部开国血史，可传世而不朽；否则不能继述先烈遗志且光大之，而徒感慨于其遗事，斯诚后死者之羞也。

余为斯序，既痛逝者，并以为国人之读兹编者勖。

《与妻书》（林觉民）

意映卿卿如晤，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！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人；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为阴间一鬼。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竟书而欲搁笔，又恐汝不察吾衷，谓吾忍舍汝而死，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，故遂忍悲为汝言之。